清华教授治校历史(3/4)

势力干涉校务一向反感。1930年6月25日，乔万选前来上任，竟是带了阎锡山军队数车的士兵前来压阵。而清华的学生们毫不示弱，打起“拒绝乔万选”的大旗，在校门口组织纠察队阻止乔万选进校。乔万选最终知难而退。事后，清华校务委员会致电阎锡山：学生纯出于爱校热忱，其心无他，而目前校务已由校务委员会维持，不受影响。两天后，清华教授会也发布宣言表态：一、“校长自应由正式政府主持教育之机关产生，若任何机关皆可以一纸命令，任用校长，则学校前途，将不堪设想。二、愿学校行政，亦能走出政潮，独立进行，俾在兵戈扰攘之中，青年尚有一安心求学之处。”阎锡山再也没敢选派新校长前来清华。又过了9个月，此时中原大战已经结束半年，蒋介石掌握的国民政府又控制了北平。清华校长的人选问题又摆在面前。这一次，亲自兼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选中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主任吴南轩来做清华校长。吴南轩，复旦大学毕业后，留美10年，回国后担任过HeN大学校长等职，也算是学人出身。但是在清华教授们的眼中，吴南轩并无学术地位，加上他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教授们对他并无好感。4月，吴南轩进校后，他公开宣布他的使命是“为党国培养人才”，专断独行，反对教授治校的制度，很快就与教授会产生尖锐分歧。5月28日，教授会根据萨本栋、金岳霖、杨武之等15位教授的联名要求，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决议，谴责吴南轩“惟务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加以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如雇员”，要求教育部“请另简贤能”。第二天，清华学生会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表示坚定支持教授会决议。学生们还整队至校长住宅，请其即时离校。在清华的一片反对声中，吴南轩带了清华的印信，逃到了市区的东交民巷“遥控办公”，但最终还是没有撑过去，在6月25日离开了北平。这之后，南京的国民政府也不敢随便派人担任清华校长。吴南轩走后，南京教育部曾委派翁文灏“暂代校务”，翁以兼职太多一再推辞，教育部又转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处理校务。在叶企孙按学校规定学术休假去德国后，清华教授会就向南京教育部索取了选举代理院长、代理教务长、秘书长的临时权力，在很罕见的没有校长的一年多时间里，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体制就这样合法化并固定下来。梅贻琦入主：开启黄金时代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校长进入清华大学，由此开启了被人们称为清华“黄金时期”的阶段。梅贻琦为人木讷寡言，然而在他心里，他比前任校长们更清楚也更尊重教授治校的精神与制度。在就职典礼上，他讲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他认为，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桌椅板凳的。他把校长比作京剧里演“王帽”的——所谓“‘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但是观众看的不是“王帽”，因为好戏并不是要他唱的。如果观众对这台戏叫好，他不过“与有荣焉”而已。在梅贻琦的任下，清华的教授治校体制一直维持到1948年年底，长达17年。梅贻琦对教授的尊重表现在他上任后就开始大力聘请师资上。一时间，清华名师云集：顾毓琇、闻一多、王力、钱穆、周同庆、萧功权、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俞平伯、吴宓、叶公超、金岳霖、张岱年、吴晗、叶企孙、周培元这个名单几乎囊括当时各个学科的一代宗师。与此同时，梅贻琦谨慎处理好清华的教授治校体制。在他面前，有两份关于清华大学的文件。一份是国民政府1928年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一份是1926年清华自己拟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前者比后者删减了许多教授会的权力而增加了校长的权力。然而，梅贻琦自动放弃政府所授予的大权，实际上，在他任校长期间，依据的仍是清华自己拟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也就是，评议会为清华最高权力机构，教授会为制衡角色，而校长是“虚君”。无论评议会、教授会、校务会议还是学生会，校务依照民主体制运作，开会时与会者均有提案权与自由发言权，采取多数表决。这种尊重多数与个人自由表达意见的制度，成为了清华师生共同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在抗战年代的西南联大时期，除了评议会未设以外，其他制度一直坚持着。有一件小事，也许可以从侧面佐证，什么是已经深入人心的教授治校理念。1935年，在清华任教务长的潘光旦教授接到了时任国民政府AnH省主席刘振华的一个请求：望潘光旦高抬贵手，让自己的儿子能够不经考试就能到清华当旁听生。对于这一并不合清华规定的请求，潘光旦回答道：“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因而，台湾学者苏云峰如此评价梅贻琦：其“最大贡献在于让清华教授实质上享有其他国立大学未曾有的治校权力”。“通才教育”是梅贻琦上任后一直坚持的重要理念。梅贻奇提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知识储备，即便是工程专业的学生，对“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等都要知道一点”。否则他就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