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治校历史(2/4)

.议决各学系的废立与变更；3.议决校内各机关的废立与变更；4.制定校内各种规则；5.委任下列财务、训育、出版、建筑四种常设委员会委员；6.审定预算决算；7.授予学位；8.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9.议决其他重要事项。由此可见，评议会掌控了学校的教育方针和大部分人、财、物之权力。但是，这些职权中的第一、二、三、六项，评议会要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如果被教授会以三分之二否决，就要复议。也就是说教授会对评议会的权利是有制衡的。而教授会的职权是：1.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2.审定全校课程；3.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4.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5.讨论决定由评议会以三分之二通过提出对本组织大纲之修正案。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该系教授、教员于教授中推举，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长和校长的人选也得事先征询评议会的同意。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华的科学馆212号教室，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授会如期举行。到会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会人数的78，而且发言非常热烈。事后的会议记录上可以看到人们执行民主程序的热情与认真。比如选举教务长的过程。会场上有余日宜教授提出、并获得赵元任教授的附议：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选时，通过者须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而第三次票选半数通过就可以。另有陈福田教授主张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赞成。结果，梅贻琦在第三次投票时获得33票，成为了清华有史以来第一位民主选出的教务长。接下来，评议会和教授会不断开会，设计各学系的设立，选举出系主任，决定课程大纲，台湾学者苏云峰在他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中记述这一切时不由叹道：“可见二会成立后，教授们是何等的热心和积极参与校务，且未曾间断。”后人们从当年的另一位清华名教授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看到这些名倾一时的中国大牌教授们，包括赵元任、陈寅恪、李济、金岳霖等，如何频繁私下聚会，讨论校务，商量对策，起草宣言。人们常常觉得，但凡是做学问者应该对这些“政治”不感兴趣，其实，当教授们被真正赋予管理责任与权利时，他们的热情超乎人们的想象。两年之后，当罗家伦来执掌清华大学时，清华教授会选举出的教务长是余日宣，而时任物理系主任的叶企孙是评议会的成员之一。“真空”时期：一个个被倒掉的校长们罗家伦带来了国民政府于当年9月5日颁布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共31条。这个条例与清华在1926年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相比，有了很多修改，教授会和评议会虽然还在，但是权力相对削减，比如教授会原来拥有的选举教务长权、否决评议会决议权、推荐各系教授权和推举系主任权就被删去，而政府主管教育部门和校长的权力却得到加强——实际上国民党何尝不想从教授们手中收回主管学校的权力呢？但是罗家伦马上就感觉到了清华的教授们对这个条例的不满。为减少阻力，取得教授会和评议会的合作，他也作了若干让步，同意重修《国立清华大学条例》，赋予教授们更多的权力。尽管后人对罗家伦批评甚多，但平心而论，在掌管清华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对清华的贡献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他努力提高教师的地位；提高中国课程的地位；压低洋人的地位；开解女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不遗余力地聘请了一批当时国内外著名学者教授到清华任教；增设地理系和土木工程系，成立文，理，法三个学院等等。历史学家高华曾这样评价罗家伦：“即使是他在清华实施备受批评的‘四化’，即‘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也不能被一概否定。其中，廉洁化、学术化和平民化都对当时清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只有其中的纪律化政治味最浓，有明显为当政者直接服务之目的，而且采取的措施也不妥当，过于激进，招致清华师生的抵触。”高华这样分析罗家伦最终辞职的原因：罗家伦的政治背景过强，他在清华实施的改革也过于突出政治；再者他资历浅，学术上无地位，而且讲话常大言不惭，招来许多非议和反对。1930年5月，国民党发生内讧，冯玉祥，阎锡山对蒋介石开战，汪精卫，阎锡山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北方失势，清华师生趁机掀起“驱罗”运动。5月20日，学生代表大会提出了“请罗家伦自动辞职”的议案，罗氏政治上失去靠山，在校内又得不到拥戴，内外交困中终于辞职而去。在罗家伦之后，清华经历了一年多没有校长的“真空时期”，说它“真空”，并非说它真的没有校长，而是后来的两位校长都不被清华师生所接受，先后被驱走，这一年多管理学校的，实际上就是教授会(及教授会所产生的评议会和校务委员会)，直到1931年梅贻琦校长到任。接替罗家伦当清华校长的，是乔万选。他是由正占领北平的阎锡山派来的。说起乔万选，其实也是个出身正路的学者，他是清华1923年毕业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任过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央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等职。当然，他与阎锡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不但是阎的老乡，而且也是他的幕僚。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不喜欢乔万选并非是出于对他个人的什么好恶，而是对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