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三章 袁世凯这个下属(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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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是孤零零的存在，说明后面的困难是克服不了的。这是市场经济强力约束的结果，而不是什么风水风化的封建压迫。
对于个体织户来说，这些困难他一个都克服不了。他唯一能做的是使自己手脚更麻利些，技艺更精湛些，更起早贪黑些。当然，他会有一段黄金时期，竞争对手日本在搞洋跃进不断试行错误。在黄金时代的，同时也是尾声的时候，西太后修建花园非常合乎常理。按今天的术语说就是房地产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如果拿钱训练扩充舰队，那只能赔钱，没有任何拉动经济的效果，因为中国没有相关产业。这和日本非常不同，同样是军舰训练开炮，日本能扩大内需，带动相关产业。赔钱只能导致弱国，无论动机多么高尚，西太后肯定有当代中国学者一样的认识。
但随着竞争对手日本逐步走入正轨，他会越来越感受竞争压力。他的技术再精湛，也比不过日本专业化的纹纸产业，他积极性再高涨，也比不过“若瓜德”的效率。随着时间推移，这差距还越来越大，“若瓜德”在不断改进，逐步装上了电动机和石油发动机。此时，蒸汽时代已经进入尾声，代之的是这些小型轻便的动力。在市场经济中，在不断发扬积极性的过程中，他必然走向毁灭。
如果说在“铁”的竞争中，中国士兵是拿着大刀与日本的大炮对抗。而在这“丝绸”的和平竞争中，一样是拿着大刀与日本的大炮对抗。无论怎么改变体制，提高积极性，失败是必然的。当然，有人会说，他竞争不过拿着新式织机的日本同行，但他可以竞争过自己的同胞，兼并成长规模扩大后就有能力进行这生产力的跃进了。但从西阵的经验看，在手工业时代，大规模的企业效率是不高的，内部组织管理监督的成本要超过市场交易的成本。中国历史上有大的丝绸商，但没有出现大的丝织企业，这是市场经济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封建压迫。日本出现大型丝织企业，那是出现大型机器以后的事。
上游养蚕个体户在市场经济中，经历了与织户一样的，用大刀对抗日本大炮的故事。织户被消灭，使养蚕个体户更加雪上加霜，因为没有内需了。于是乎，中国生丝定价权没有了，无论养蚕的生产要素如何变化，价格由纽约或者里昂的交易所决定，就有了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中国丝绸业的这下场，有当代中国学者拿来做论据，论述近代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因为没有按照价格配置生产要素。殊不知，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和归宿。
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一样的遭遇。大量的商品自己没有定价权，大量的生产者破产倒闭，失业率激增，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把上面的“丝绸”换成现在的各行各业，都可以看到几乎一样的毁灭轨迹。市场经济高效率配置资源只适合生产力非常缓慢的时代。在生产力急速进步的年代，从长远眼光看，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虽然得到了局部最优，但导致了生产力的停滞。
但是，事物又它的另一面。甲午至辛亥间，民间资本即民族资本是历史上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5.1％。正是这种增长，成为辛亥革命经济上的动力。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但民气大开，在工商界正式形成“实业救国”论。自辛亥革命到1920年，外国在华产业投资因欧战影响进人颓势，增长率仅有4.5％；官僚资本的增长率更跌为3.8％；唯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仍保持两位数，为10.5％。1927－1937更被称为黄金十年。农产品的商品化是传统经济进步的标志，也是工业化的条件，它为工业提供市场，也给农民提供收益。农村的商品化加速了，近来有学者估计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为10.5％，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1931年为31.4％。主要农作物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其平均年增长率早期不过1.5％，二三十年代为３％强。
甲午之后，当代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工场制手工业出现了，机制工厂也出现了，商品化也出现了，中国开始长驱直入资本主义了。如果保持这种增长，现在的中国就是发达国家了，民主自由也都实现了。要知道，同时期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只有3、4的水平，固然日本的丝绸等传统产业优势很大，但要补贴没有效益的“铁”，不比中国轻装前进。这差不多成了当代中国学者的主流认识。但是，后面就不说了，历史变化的一塌糊涂，回想起来痛心疾首。
中国这矛盾的两面，也反映到当时的文学作品上。读鲁迅、茅盾的作品是一种感受，读梁实秋的作品又是另一种感受，感觉他们好象不在同一个国家，如果他们不论战的话。当代中国学者也是完全相反的两分，好的很和糟的很。这与对当代中国的认识一样，完全两分，所以争论激烈，改革的共识破裂。用比较中性的语言描述，大概就是常说的，宏观经济好，微观不好。现在中国可以拿出很多宏观数据说明经济形势一片大好，GDP的增长率独占鳌头，高达10。现在的日本GDP增长只有2、3的水平。同时，又可以拿出很多事例来说明民生艰难，于是说要建立和谐社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黑白分明的两极？
第七节高增长走向崩溃西方蒸汽驱动的近代工业大生产
对于个体织户来说，这些困难他一个都克服不了。他唯一能做的是使自己手脚更麻利些，技艺更精湛些，更起早贪黑些。当然，他会有一段黄金时期，竞争对手日本在搞洋跃进不断试行错误。在黄金时代的，同时也是尾声的时候，西太后修建花园非常合乎常理。按今天的术语说就是房地产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如果拿钱训练扩充舰队，那只能赔钱，没有任何拉动经济的效果，因为中国没有相关产业。这和日本非常不同，同样是军舰训练开炮，日本能扩大内需，带动相关产业。赔钱只能导致弱国，无论动机多么高尚，西太后肯定有当代中国学者一样的认识。
但随着竞争对手日本逐步走入正轨，他会越来越感受竞争压力。他的技术再精湛，也比不过日本专业化的纹纸产业，他积极性再高涨，也比不过“若瓜德”的效率。随着时间推移，这差距还越来越大，“若瓜德”在不断改进，逐步装上了电动机和石油发动机。此时，蒸汽时代已经进入尾声，代之的是这些小型轻便的动力。在市场经济中，在不断发扬积极性的过程中，他必然走向毁灭。
如果说在“铁”的竞争中，中国士兵是拿着大刀与日本的大炮对抗。而在这“丝绸”的和平竞争中，一样是拿着大刀与日本的大炮对抗。无论怎么改变体制，提高积极性，失败是必然的。当然，有人会说，他竞争不过拿着新式织机的日本同行，但他可以竞争过自己的同胞，兼并成长规模扩大后就有能力进行这生产力的跃进了。但从西阵的经验看，在手工业时代，大规模的企业效率是不高的，内部组织管理监督的成本要超过市场交易的成本。中国历史上有大的丝绸商，但没有出现大的丝织企业，这是市场经济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封建压迫。日本出现大型丝织企业，那是出现大型机器以后的事。
上游养蚕个体户在市场经济中，经历了与织户一样的，用大刀对抗日本大炮的故事。织户被消灭，使养蚕个体户更加雪上加霜，因为没有内需了。于是乎，中国生丝定价权没有了，无论养蚕的生产要素如何变化，价格由纽约或者里昂的交易所决定，就有了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中国丝绸业的这下场，有当代中国学者拿来做论据，论述近代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因为没有按照价格配置生产要素。殊不知，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和归宿。
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一样的遭遇。大量的商品自己没有定价权，大量的生产者破产倒闭，失业率激增，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把上面的“丝绸”换成现在的各行各业，都可以看到几乎一样的毁灭轨迹。市场经济高效率配置资源只适合生产力非常缓慢的时代。在生产力急速进步的年代，从长远眼光看，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虽然得到了局部最优，但导致了生产力的停滞。
但是，事物又它的另一面。甲午至辛亥间，民间资本即民族资本是历史上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5.1％。正是这种增长，成为辛亥革命经济上的动力。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但民气大开，在工商界正式形成“实业救国”论。自辛亥革命到1920年，外国在华产业投资因欧战影响进人颓势，增长率仅有4.5％；官僚资本的增长率更跌为3.8％；唯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仍保持两位数，为10.5％。1927－1937更被称为黄金十年。农产品的商品化是传统经济进步的标志，也是工业化的条件，它为工业提供市场，也给农民提供收益。农村的商品化加速了，近来有学者估计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为10.5％，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1931年为31.4％。主要农作物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其平均年增长率早期不过1.5％，二三十年代为３％强。
甲午之后，当代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工场制手工业出现了，机制工厂也出现了，商品化也出现了，中国开始长驱直入资本主义了。如果保持这种增长，现在的中国就是发达国家了，民主自由也都实现了。要知道，同时期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只有3、4的水平，固然日本的丝绸等传统产业优势很大，但要补贴没有效益的“铁”，不比中国轻装前进。这差不多成了当代中国学者的主流认识。但是，后面就不说了，历史变化的一塌糊涂，回想起来痛心疾首。
中国这矛盾的两面，也反映到当时的文学作品上。读鲁迅、茅盾的作品是一种感受，读梁实秋的作品又是另一种感受，感觉他们好象不在同一个国家，如果他们不论战的话。当代中国学者也是完全相反的两分，好的很和糟的很。这与对当代中国的认识一样，完全两分，所以争论激烈，改革的共识破裂。用比较中性的语言描述，大概就是常说的，宏观经济好，微观不好。现在中国可以拿出很多宏观数据说明经济形势一片大好，GDP的增长率独占鳌头，高达10。现在的日本GDP增长只有2、3的水平。同时，又可以拿出很多事例来说明民生艰难，于是说要建立和谐社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黑白分明的两极？
第七节高增长走向崩溃西方蒸汽驱动的近代工业大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