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三章 袁世凯这个下属(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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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梭”的普及。西阵的棉织分社——木棉社，使用洋纱和土纱混织，发挥各自优势，又与传统的织布工艺相结合，赢得了市场，相对恢复快，所以只有它还清了政府贷款。
在新的生产力普及过程中，西阵的也是充满坎坷。维新以来的销售额一直在60－70万元徘徊。1875年开始稳步成长，又由于西南战争，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实质税率下降，使丝绸织物销售旺盛。1880年达到顶峰，销售额达到130万元。但这期间，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西阵的织户们不免贼心大动，他们也是理性经济人。用进口高级细棉丝与蚕丝混织冒充纯正丝绸。用偷工减料的染色法代替冒充蓝染。西阵为了防止砸了“西阵”的品牌，制定制度，所有的织物都要检查，贴上分等标签和织户的姓名，但由于人手不够，这制度实际名存实亡。1881年政局动荡，1882年松方紧缩财政，使日本经济急速冷却，西阵也跟着跌入谷底。大家都没钱了，自然不会消费丝绸这样的奢侈品，市场的冷却使粗制滥造的恶果显现出来，西阵的销售直线下降，1885年的销售额只有25万左右。从1886年开始，西阵从谷底开始奇迹般的恢复成长，虽然缓慢但持续有力，但直到1894年还没有恢复到1880年的水平。增长的主力却是原来属于假冒伪劣的棉丝混织品种，只是这次西阵实话实说，于是西阵又发明了一种主力新商品。
这期间西阵也经历了多次改组。1877年，西阵物产会社被改组为西阵织物会所，18社被整理成8社。从“会社”降格为“会所”。1885年被再次改组，改组成西阵织物业组合，原来的8社改为8部。从“会所”又降格为“组合”。从维新开始，凭维新的热情组建“会社”，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松散的近似于原来封建时代的“仲间”制度。生产关系没有变，但生产力发生了革命的变化，西阵已经鸟枪换炮了，“若瓜德”开始急速普及了。
西阵的轨迹，非常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是日本的各地区各传统产业的缩影。丝绸的销售可以说是日本整体经济情况的指示器，它直接反映了日本经济的景气情况。从维新开始的混乱，到洋跃进的疯狂，再到洋跃进的失败使日本经济跌入谷底，然后再缓慢恢复，甲午战争前才恢复到1880年的水平。在这期间，由于维新的热情，尝试了各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最后往往又退回到与原来相似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它的合理性。所谓的先进制度并不能保证经济增长。
经过了10余年时间，产值利润没有变，生产关系也没有变，可以说是失去的10年、15年。但在这失去的10年、15年背后，却是生产力质的提高，人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都有脱胎换骨的跃进。更重要的是，这些装备都能自己生产改良，人才都可以自己培养。随着装备不断改进，更有效率，需要更多人手操作的新装备不断出现，这些新的生产力使传统产业逐步从家庭副业，过渡到散工制再到现代的工厂制，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同时期的中国，抓住了甲午战争前的宝贵和平机遇，各传统产业都平稳增长，没有象日本那样大起大落，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即便不尊重市场搞洋务运动，但规模小，发现没有利润后收手也快，远没有达到影响国民经济的程度。市场经济虽然促进了产值利润的增长，但却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变革，使生产力在低位锁定，经济增长却逐步把中国带入深渊。
第六节走向深渊和回光返照从西阵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会停滞衰落了。中国历史上朝代不断更替，经济虽然在不断增长，但生产力都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一直以来，都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的传统窒息了生产力的。于是总是反思是什么劣根性导致中国不能。实际上，这所谓的劣根性实际就是市场经济。
想象一下，在当时中国江浙一带丝绸发达地区的一位技艺精湛，类似佐仓常七的个体织户，如果想获得日本那样的生产力革新，需要克服什么困难。首先中国没有《西国立志编》，因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这种雕虫小技不感兴趣，讲究无为而治。那些民主自由的书是好，但解决不了具体的吃饭问题。即便有，自己还不认字。即使听别人说起，自己还得筹集一大笔差旅费和设备购置费，这其中的风险还深不可测。西阵引进成功了，但日本的多数是引进不成功的，所以才有洋跃进的失败。就算他能下定决心，排除困难，把洋设备买到手。他也决没有可能免费开班传授技艺，这违反了理性人的原则。没有广大的用户群，就不可能仿制改良洋设备，买比造更符合比较利益。同时，仿制改良也超过了他的专业能力。但如果不仿制，洋设备的日常保养维护就会有问题，升级换代更不可能，洋设备是否真能发挥效率是有疑问的。由此引发的配套产业，也远远超过了他的能力。
前面的困难，对于财大气粗的财主，在成功了富贵失败了跳楼的市场经济激励机制下，或能克服。但后面的技术传播和仿制改良，则直接违反了理性经济人的原则，没有克服的可能。1874年陈启源在广东创办我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算是克服前面困难的例子，但它在时间和空间
在新的生产力普及过程中，西阵的也是充满坎坷。维新以来的销售额一直在60－70万元徘徊。1875年开始稳步成长，又由于西南战争，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实质税率下降，使丝绸织物销售旺盛。1880年达到顶峰，销售额达到130万元。但这期间，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西阵的织户们不免贼心大动，他们也是理性经济人。用进口高级细棉丝与蚕丝混织冒充纯正丝绸。用偷工减料的染色法代替冒充蓝染。西阵为了防止砸了“西阵”的品牌，制定制度，所有的织物都要检查，贴上分等标签和织户的姓名，但由于人手不够，这制度实际名存实亡。1881年政局动荡，1882年松方紧缩财政，使日本经济急速冷却，西阵也跟着跌入谷底。大家都没钱了，自然不会消费丝绸这样的奢侈品，市场的冷却使粗制滥造的恶果显现出来，西阵的销售直线下降，1885年的销售额只有25万左右。从1886年开始，西阵从谷底开始奇迹般的恢复成长，虽然缓慢但持续有力，但直到1894年还没有恢复到1880年的水平。增长的主力却是原来属于假冒伪劣的棉丝混织品种，只是这次西阵实话实说，于是西阵又发明了一种主力新商品。
这期间西阵也经历了多次改组。1877年，西阵物产会社被改组为西阵织物会所，18社被整理成8社。从“会社”降格为“会所”。1885年被再次改组，改组成西阵织物业组合，原来的8社改为8部。从“会所”又降格为“组合”。从维新开始，凭维新的热情组建“会社”，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松散的近似于原来封建时代的“仲间”制度。生产关系没有变，但生产力发生了革命的变化，西阵已经鸟枪换炮了，“若瓜德”开始急速普及了。
西阵的轨迹，非常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是日本的各地区各传统产业的缩影。丝绸的销售可以说是日本整体经济情况的指示器，它直接反映了日本经济的景气情况。从维新开始的混乱，到洋跃进的疯狂，再到洋跃进的失败使日本经济跌入谷底，然后再缓慢恢复，甲午战争前才恢复到1880年的水平。在这期间，由于维新的热情，尝试了各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最后往往又退回到与原来相似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它的合理性。所谓的先进制度并不能保证经济增长。
经过了10余年时间，产值利润没有变，生产关系也没有变，可以说是失去的10年、15年。但在这失去的10年、15年背后，却是生产力质的提高，人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都有脱胎换骨的跃进。更重要的是，这些装备都能自己生产改良，人才都可以自己培养。随着装备不断改进，更有效率，需要更多人手操作的新装备不断出现，这些新的生产力使传统产业逐步从家庭副业，过渡到散工制再到现代的工厂制，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同时期的中国，抓住了甲午战争前的宝贵和平机遇，各传统产业都平稳增长，没有象日本那样大起大落，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即便不尊重市场搞洋务运动，但规模小，发现没有利润后收手也快，远没有达到影响国民经济的程度。市场经济虽然促进了产值利润的增长，但却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变革，使生产力在低位锁定，经济增长却逐步把中国带入深渊。
第六节走向深渊和回光返照从西阵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会停滞衰落了。中国历史上朝代不断更替，经济虽然在不断增长，但生产力都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一直以来，都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的传统窒息了生产力的。于是总是反思是什么劣根性导致中国不能。实际上，这所谓的劣根性实际就是市场经济。
想象一下，在当时中国江浙一带丝绸发达地区的一位技艺精湛，类似佐仓常七的个体织户，如果想获得日本那样的生产力革新，需要克服什么困难。首先中国没有《西国立志编》，因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这种雕虫小技不感兴趣，讲究无为而治。那些民主自由的书是好，但解决不了具体的吃饭问题。即便有，自己还不认字。即使听别人说起，自己还得筹集一大笔差旅费和设备购置费，这其中的风险还深不可测。西阵引进成功了，但日本的多数是引进不成功的，所以才有洋跃进的失败。就算他能下定决心，排除困难，把洋设备买到手。他也决没有可能免费开班传授技艺，这违反了理性人的原则。没有广大的用户群，就不可能仿制改良洋设备，买比造更符合比较利益。同时，仿制改良也超过了他的专业能力。但如果不仿制，洋设备的日常保养维护就会有问题，升级换代更不可能，洋设备是否真能发挥效率是有疑问的。由此引发的配套产业，也远远超过了他的能力。
前面的困难，对于财大气粗的财主，在成功了富贵失败了跳楼的市场经济激励机制下，或能克服。但后面的技术传播和仿制改良，则直接违反了理性经济人的原则，没有克服的可能。1874年陈启源在广东创办我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算是克服前面困难的例子，但它在时间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