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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中俄结盟真相(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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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结盟:一场苟且的闪婚1896年5月18日,中国特使李鸿章到达俄罗斯旧都莫斯科。根据美国记者的报道,在参与沙皇加冕典礼的各国来宾中,李鸿章所受的欢迎最为热烈,其排场仅次于加冕典礼的主角沙皇夫妇的入城仪式。而李鸿章几乎是嘉宾中唯一的非皇室成员。  

当然,在红地毯、仪仗队和隆隆的十九响礼炮声中,俄国人所要传达的,绝不只是对一个“大政治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语)的景仰,也绝不只是展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而是有着更为现实的利益考量:“借地修路”,借中国之地,修俄国之路,西伯利亚铁路可以从赤塔直线通向海参崴,所“借”之地归俄国所有,并可以派兵驻守。在这个如意算盘之外,一道精美的包装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中俄结盟,对抗日本。  

这当然是一笔大买卖,所以俄方坚持要求李鸿章出访,而清廷也愿意玉成好事。甲午战败后,中国太需要朋友了。俄国联合法、德,强压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在中国朝野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感激,甚至也引发了清廷外交战略的大调整。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鸿藻之孙李宗侗(玄伯)就认为,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国的外交由“一体拒外”变为“有联有拒”,而“联”的对象,首先就是俄国。李鸿章以古稀之年出使欧美,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天朝帝国终于放下身段,开始主动地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政治了。  

国际的反响是热烈的,除俄国外,欧美各国也纷纷向李鸿章发出邀请。俄国财政大臣维特(SergeiYulyevichWitte)在回忆录中说,俄国当时很担心李鸿章先访西欧再到俄国,那样可能会“深受欧洲各政治家种种诡计之影响”。因此,沙皇专程派遣乌赫托姆斯基(EsperEsperovichUkhtoky)公爵,前往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得港,迎候李鸿章。李鸿章在向总理衙门报告行程的电报中也说,其已经与俄国约定,“免由法德行,至多周折。”  

李鸿章访俄,是一台“加冕典礼搭台、中俄盟约压轴”的大戏。在俄期间,李鸿章多次受到沙皇接见,有时完全是极度机密的会谈,只有沙皇、李鸿章及担任翻译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三人。俄方强调其对中国并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李鸿章在与沙皇的秘密会见(1896年5月7日)后,报告北京说:“(沙皇)谓我国(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  

中国方面主张联俄的,不少还是李鸿章的政敌。倒是李鸿章本人因为对日和谈后成众矢之的,默不敢言。李鸿章的首要政敌翁同龢就曾在日记中说“联俄结俄之事,同龢已视为必然。”在李鸿章离京前,翁同龢居然专程拜访,密谈联俄大事。而李鸿章从俄国所发回的所有密电,均由翁同龢与张荫桓亲自译码,连军机章京都不能经手。  

对于联俄的必要性,另一个政界大佬张之洞认为,五大国中,英国为商业利益大挖中国墙角,法国依仗教会诱拐中国百姓(当时法国正担任天主教护教国),德国无任何殖民地与中国并不接壤,美国从不肯卷入他国的纷争(当时奉行门罗主义),因此只有俄国能“立约结援”。张之洞认为,从康熙皇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已经是有着两百年交往的“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构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就是说,为了与俄结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俄国开出的价码,仅“借地修路”一项,还是件双赢的好事,当然令清廷喜出望外,愈加感觉俄国够哥们。中俄密约仅经过几次电文往来,就迅速地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这在凡事推诿、拖沓冗长的大清来说,的确创造了一种“莫斯科速度”。而在北京举行的换约仪式中,翁同龢等要臣均出席,并在签字后“举酒互祝”,互赠礼品。奇怪的是,尽管李鸿章此时正夹着尾巴做人,早请示、晚汇报,对北京的指令言听计从,日后却依然将这笔“卖国”的帐只记到他一个人头上。  

李鸿章在俄国的长时间逗留,令西方各国嗅到了中俄之间正在发生某种大事。这一时期的西方报纸,都充斥了对中俄密约的猜测,以及两国政府对此的坚决否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疑案是:俄国政府为密约向李鸿章行贿了三百万卢布。当时任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罗曼诺夫,在其于1928年出版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说,俄财政大臣维特为感谢李鸿章推动建筑铁路一事,将付给李三百万卢布。而李鸿章在俄期间的“全陪”乌赫托姆斯基(后出任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在其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中,也提到了的确有这样一笔特别经费。  

这笔对李鸿章的政治品格杀伤力最大的特别经费,虽然名为“李鸿章基金”,但经众多历史学家考证,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李鸿章收取的贿金。能够确认的是:一、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笔“交涉特殊用项之基金”;二、这笔基金一直存在华俄道胜银行帐户中,由俄国财政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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