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三百九十一铭记一(4/4)

团哪。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你忽然下顾求教于我呢？我稽查各种历术学说，揣测那些微词，试着作一次探索，庶几乎可能揣测出此铭的深意。当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这一年正是戊午年。那里说的‘甸服’，即是五百；‘黄钟’即是十一。那是说到五百一十一年坟墓将坍塌。从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三上庚’，说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过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于钟山的。‘七中巳’，说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过十日便是己巳日，这便是坟墓刚刚坍塌的日子。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浃辰’是十二，从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总共为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说‘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数，十八可知是万数。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计为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就是铭上说的‘二九重三四百圯’。这里所说的只是年月日的数，按年说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于‘甸服黄钟’；按月算则是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合于‘六千三百浃辰交’；按日算则是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合于‘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据历法计算，没有什么差错。所说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个数，就不能相符合了。当初卜者之意，就是等待我来讲清楚的。你向我来询问，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从政已经很久了，学业早已荒芜，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难推测的，您可以再问问别人。如有收获可及时告诉我。派使者送还此信面谢。郑钦悦启。”据记载，贞元年间，李吉甫任尚书省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当时宗人李巽为户部郎中，在南宫闲暇的时候，谈到近代儒学术数的著名人物，对李吉甫说：“已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对于术数研究精深，尤其对玄奥的事物能够深思通达，是僧一行所达不到的。因他在那时受到当朝者的压制，所以不很出名。你知道吗？”李吉甫回答说：“兄长用什么来证实呢？”李巽说：“天宝年间，商洛的隐士任升之，自称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为太常，大同四年，在钟山下得到一块古墓铭。那上面文字隐秘难懂，到处求教于儒学之士，却没有一个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于是封存了古铭，告诫儿子们说：‘我代代子孙，要用这个古铭访寻于通晓它的人。如果能有知晓者，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到了任升之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学。当他了解到郑钦悦的名气后，就把先祖的意愿告诉了他。郑钦悦说：‘你应当抄录下来给我看看。我好试着研琢它。’任升之便将铭文抄与他。此时正巧郑钦悦奉朝命出使，刚刚从长乐驿骑马出发，便得到铭文而对它进行解释。行至滋水，走了有三十里路，就悟出了其中的奥秘。所以他在信中写道，‘据鞍运思，颇有所得，’这不是件奇事吗？”辛未年，李吉甫转任部员外郎。而郑钦悦的儿子郑克钧，也由京兆府司录调任司门员外郎，李吉甫多次用李巽说的话去问他，虽然符合事实，但郑克钧自己却说丢失了那封信的草稿。每每想那铭文的玄奥至深而又见不到原文，李吉甫都觉得非常婉惜。壬申年，李吉甫被贬为明州长史。在海岛之中，有一个隐士姓张，名叫玄阳，因为他明白《易经》，为州将所重用，被召聘安排到阁内。因他讲解《周易》卜筮之事，便把郑钦悦的书信给李吉甫看，李吉甫很高兴得到这封信，高兴得超过得到宝物。于是立刻将它编成册，又为它写文章论述道：“一堆黄土，没有情。遇到大雨而坍塌，是偶然现象。而深明象数的人，把这偶然发生的事判定在十八万六千四百天之前。何况是在理乱的时运，而又艰难困厄之时，圣与贤不能相遇，君与臣偶然相合。就像姜子牙得到腾达而被称作尚父。孔子没有凤车却周游列国，傅说在岩下因梦被提拔，张良在桥上得神人传授，这都是必定要应验的事。然而孔子无暇暖其席，墨子不等到达黔而受挫，为什么要那样做？孟子去齐而匆忙得饭都来不及做，贾谊去湘江而凭吊屈原，又这样眷恋。难道这些大圣大贤，还迷惑于宿命的说教吗？这是不是献身而存教，诏示人道而不可偏废呢？我无法知道。郑钦悦很快从右补阙升为殿中侍御史，被当时的宰相李林甫所嫉恨，被排斥在外，不能显露出他的名声，所以我才要叙述对他的所闻，放在这两篇书信之后，用来昭著蓍筮的神明，聪哲的对玄妙疑难解释的本事，奇偶变化的有数，以此赠送给各位好事者，成为后世学子奇妙的玩味品。时间是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郡李吉甫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