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内臣体系的简要说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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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人，今天猎猎（或者戈戈）简单说下明朝的内臣体系，因为我觉得有必要谈谈。这是以前写的草稿，只是今天才发表。
言归正传。
所谓明朝的宦官集团，这种表述不太规范。最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内臣体系。
因为明朝的宦官集团和历朝历代都不一样，它其实是明朝官僚体系三轨制中的一驾马车，还是最强势的那一驾。不仅仅只是“宦官集团”，它更是一整套的、延续两百多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官僚体系。
和历代宦官政治相比，明朝宦官政治明显不同，有以下五大特点：
①中央制度层面分享相权，参与最高决策权。这是有制度保障的相权，不是历代那种强势权宦的个人意志体现，而是制度下的集体意志体现。这个制度的工具，就是司礼监。
所以司礼监的掌印、秉笔太监，被尊为“内相”。制度上的太监为相，明朝独有。
司礼监代替皇帝的“批红”大权，从宣德朝开始，到正统初形成“条旨批红”的制度，再到成化初制定司礼监掌批条例规范强化，最后到南明孙可望、李定国时期彻底失权，总共持续了220年之久。
批红权就是批示权，因为用朱砂红笔来写，才叫批红。
所以在明朝，从宣德帝开始，其实不能说“宦官干政”，因为制度保障了宦官有权参与政治，既然有合法参政权，谈何“干政”之说？
这么看，明太祖所谓“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训就是个屁，后世之君没人当回事。
批红权在法理上是最高决策权。内阁的票拟意见，批红可以驳回，但内阁的票拟又极其重要，内阁理论上也有封驳批红、要求重新批示，所以批红权和票拟权往往斗争。
因为票拟用墨，所以司礼监和内阁的权力之争，又叫“朱墨之争”。
可惜的是，大多数时间都是司礼监占了上风，强势的内相层出不穷。除了少数情况，内阁基本上都被司礼监压制，很多阁臣必须靠太监才能上位，仰仗太监才能执政。
好在，司礼监太监的执政水平，往往并不比文臣差，他们是在万千宦官之中，历尽残酷斗争脱颖而出的人，大多不是无能之辈，也才保证了最高权力的正常运转。
司礼监批红处是在乾清宫西庑的懋勤殿，和内阁所在的文渊阁距离不到一里，这两个地方合起来，才算是明朝的三省、枢密院、政事堂。
因为相权被一分为二，内阁权力大大缩小，所以内阁大臣才不算真正的宰相。可见明王朝的政治制衡主义已入极端，虽然保障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也严重弱化了责任内阁的色彩和效率。
结果就是皇帝放心了，国家政治也因此病入膏肓。而太监们，却分享到了法理上的相权。
②拥有掌管军、警、宪、特的大权。
无论是京营禁军、东西厂、锦衣卫、五城兵马司、九边镇军、各地驻军，这些军警宪特部门，都受到太监的控制。制度上有总督京营戎政太监、坐营太监、掌营太监、监军太监、御马监提督太监、提督东厂等等。
他们对军事和特务政治的参与广度、深度、密度、长度，远胜汉唐，而且有严密的制度保障，不是强势权宦的个体行为。
明朝的军警宪特等暴力机器，话语权上是有一个权力排序的，基本上就是：内臣体系＞文臣体系＞武臣体系。这很讽刺。作为军事单位，武将的话语权居然最低。
历朝历代属实独一份，和唐代的宦官掌禁军、监军不同。这是它的第二大特点。
③地方政务的监察权、决策权。
明朝的宦官，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在地方上有广泛的监察权甚至决策权。比如遍布全国的镇守太监，权限和御史一样，直接监察地方政务，干涉地方官员的行政。
尤其在重要的行政区，镇守太监往往是真正的封疆大吏，凌驾于布政使和巡抚之上，指挥知府、州县等地方官员，架空布政使司。
明朝地方上的镇守太监很多，类似汉朝的刺史、州牧，唐朝的节度使，元朝的各省平章政事。很多人认为明朝和清朝一样，封疆大吏是督抚。这是很大的误解，那其实已经是镇守太监大量裁汰的明末了。实际上各地镇守太监，才是明朝真正的封疆大吏。
这是内臣体系的第三大特点。
④财政赋税上的经管、监察、审计大权。
不管是关系海贸的市舶司，还是盐政，矿业，茶叶，丝绸，瓷器，织造等等，凡是有丰厚利润的单位，就有内臣体系把控，可谓方方面面。
地方政府的常规农税、商税等税务，也要接受他们的监察。
这种大规模使用宦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专营和监管的制度，也只有明朝才有。所以，内臣体系才是明朝最大的经济财税管理队伍，而非文官体系。
⑤超越三法司和按察使司的司法大权。
明朝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大多数时期内，最大的司法权都在内臣体系的掌握下。中央层面，三法司的审判必须要接受司礼监控制的厂卫坐堂，监督，质询，厂卫不同意无法定谳。最后的定谳权，多在内臣手里。
必要时，内臣控制的厂卫可以直接逮捕、审讯、关押、判决，而不必经过三法司。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明朝的最高司法权从三法司转到司礼监为首的内臣系统。
每年处决人贩的秋决名单，
言归正传。
所谓明朝的宦官集团，这种表述不太规范。最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内臣体系。
因为明朝的宦官集团和历朝历代都不一样，它其实是明朝官僚体系三轨制中的一驾马车，还是最强势的那一驾。不仅仅只是“宦官集团”，它更是一整套的、延续两百多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官僚体系。
和历代宦官政治相比，明朝宦官政治明显不同，有以下五大特点：
①中央制度层面分享相权，参与最高决策权。这是有制度保障的相权，不是历代那种强势权宦的个人意志体现，而是制度下的集体意志体现。这个制度的工具，就是司礼监。
所以司礼监的掌印、秉笔太监，被尊为“内相”。制度上的太监为相，明朝独有。
司礼监代替皇帝的“批红”大权，从宣德朝开始，到正统初形成“条旨批红”的制度，再到成化初制定司礼监掌批条例规范强化，最后到南明孙可望、李定国时期彻底失权，总共持续了220年之久。
批红权就是批示权，因为用朱砂红笔来写，才叫批红。
所以在明朝，从宣德帝开始，其实不能说“宦官干政”，因为制度保障了宦官有权参与政治，既然有合法参政权，谈何“干政”之说？
这么看，明太祖所谓“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训就是个屁，后世之君没人当回事。
批红权在法理上是最高决策权。内阁的票拟意见，批红可以驳回，但内阁的票拟又极其重要，内阁理论上也有封驳批红、要求重新批示，所以批红权和票拟权往往斗争。
因为票拟用墨，所以司礼监和内阁的权力之争，又叫“朱墨之争”。
可惜的是，大多数时间都是司礼监占了上风，强势的内相层出不穷。除了少数情况，内阁基本上都被司礼监压制，很多阁臣必须靠太监才能上位，仰仗太监才能执政。
好在，司礼监太监的执政水平，往往并不比文臣差，他们是在万千宦官之中，历尽残酷斗争脱颖而出的人，大多不是无能之辈，也才保证了最高权力的正常运转。
司礼监批红处是在乾清宫西庑的懋勤殿，和内阁所在的文渊阁距离不到一里，这两个地方合起来，才算是明朝的三省、枢密院、政事堂。
因为相权被一分为二，内阁权力大大缩小，所以内阁大臣才不算真正的宰相。可见明王朝的政治制衡主义已入极端，虽然保障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也严重弱化了责任内阁的色彩和效率。
结果就是皇帝放心了，国家政治也因此病入膏肓。而太监们，却分享到了法理上的相权。
②拥有掌管军、警、宪、特的大权。
无论是京营禁军、东西厂、锦衣卫、五城兵马司、九边镇军、各地驻军，这些军警宪特部门，都受到太监的控制。制度上有总督京营戎政太监、坐营太监、掌营太监、监军太监、御马监提督太监、提督东厂等等。
他们对军事和特务政治的参与广度、深度、密度、长度，远胜汉唐，而且有严密的制度保障，不是强势权宦的个体行为。
明朝的军警宪特等暴力机器，话语权上是有一个权力排序的，基本上就是：内臣体系＞文臣体系＞武臣体系。这很讽刺。作为军事单位，武将的话语权居然最低。
历朝历代属实独一份，和唐代的宦官掌禁军、监军不同。这是它的第二大特点。
③地方政务的监察权、决策权。
明朝的宦官，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在地方上有广泛的监察权甚至决策权。比如遍布全国的镇守太监，权限和御史一样，直接监察地方政务，干涉地方官员的行政。
尤其在重要的行政区，镇守太监往往是真正的封疆大吏，凌驾于布政使和巡抚之上，指挥知府、州县等地方官员，架空布政使司。
明朝地方上的镇守太监很多，类似汉朝的刺史、州牧，唐朝的节度使，元朝的各省平章政事。很多人认为明朝和清朝一样，封疆大吏是督抚。这是很大的误解，那其实已经是镇守太监大量裁汰的明末了。实际上各地镇守太监，才是明朝真正的封疆大吏。
这是内臣体系的第三大特点。
④财政赋税上的经管、监察、审计大权。
不管是关系海贸的市舶司，还是盐政，矿业，茶叶，丝绸，瓷器，织造等等，凡是有丰厚利润的单位，就有内臣体系把控，可谓方方面面。
地方政府的常规农税、商税等税务，也要接受他们的监察。
这种大规模使用宦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专营和监管的制度，也只有明朝才有。所以，内臣体系才是明朝最大的经济财税管理队伍，而非文官体系。
⑤超越三法司和按察使司的司法大权。
明朝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大多数时期内，最大的司法权都在内臣体系的掌握下。中央层面，三法司的审判必须要接受司礼监控制的厂卫坐堂，监督，质询，厂卫不同意无法定谳。最后的定谳权，多在内臣手里。
必要时，内臣控制的厂卫可以直接逮捕、审讯、关押、判决，而不必经过三法司。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明朝的最高司法权从三法司转到司礼监为首的内臣系统。
每年处决人贩的秋决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