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城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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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家拜别。全家人都非常惊疑，不知道他已成神了。急忙跑到宋公家一问，才知道宋公已经去世了。
宋公自己记有小传，可惜在兵荒马乱中没有保存下来。这里的记载只是一个大概而已。
解读
在清代前期，以才子佳人和市井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空前盛行，小说家的审美趣味从历史故事和神魔世界更多地转向了现实社会。蒲松龄生在明清易代的乱世，从青年时期便热衷于记述神仙鬼怪等奇闻异事，他把黑暗的社会现实与个人遭遇的坎坷造成的“孤愤”、“狂痴”的人生态度融入了作品中，收集民间传说、以野史佚闻为创作凭借，融入自己的个性创造加工，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将已有篇章结集为《聊斋志异》。《考城隍》就是《聊斋志异》中的一篇，亦是《聊斋志异》通篇首文。
这是《聊斋志异》中最早的一篇有关科举考试题材的作品，表现了作者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和对仕途的向往与热情。有文章说，《考城隍》表现了蒲松龄对个人遭遇的愤懑之情，其间寄寓了他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批判，这是不确切的。且不说整部《聊斋志异》基本上没有从体制的层面批判过科举考试制度，就是由于对科举考试的失望和不满而对科举考试种种弊端进行的揭露和批判，也是到了他在考场上经过多次拼搏和失败之后才有的事。这篇作品中所表现的，只是蒲松龄对科举考试制度毫无保留的充分肯定。城隍是阴界的地方长官，在作者的笔下，其任职的确定不是由上级任命，而是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就篇中的两个人物宋公和张生的情况来看，无论就文才或思想品德，都是完全合格的。这就说明，在蒲松龄看来，科举考试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制度，通过它可以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来充任地方官员。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主持考试的试官中有一个是变成为神的关公。关公的形象在《聊斋志异》中多次出现，无一例外都代表着公平和正义的关公，在《聊斋志异》中的首次登场，是被安排在阴界文宗的位置上，这一点颇含深意。这直接同蒲松龄的生活与思想有关。一方面是作者本人生活体验的反映。他十九岁时，接连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中秀才，主持考试的就是清初文学家施愚山，蒲松龄一直视他为能识才、爱才、选才的恩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基于亲身体验而产生的蒲松龄的意识中，认为考试制度执行得好不好，关键是主持考试的人正派不正派，有没有应具的才学和眼光。他后来写的许多揭露科举考试弊端的作品中，那么尖锐地集中讽刺试官的平庸与贪婪，不是偶然的。细读这篇作品不难体会到，在作为试官的关公和应试者宋公及张生的形象中，是寄托了蒲松龄本人对科举考试和进入仕途的理想与追求的。若同他后来在经过多次挫折和痛苦之后写出的一系列有关科举考试的作品相比，其间思想发展的脉络与认识上的异同，都是有清晰的轨迹可寻的。这种融入到人物形象之中的作者对生活的热情，特别是对科举考试的理想和憧憬，正好是这篇作品属于蒲松龄早期创作的明证。说这篇小说是批判科举考试制度的，不仅与小说的实际内容不符，而且把作品创作的时间背景完全弄错了。读者从中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文章虽然采用幻笔，充满奇异的艺术想象，但其描写还是立足于作者本人的生活体验和对生活的认识的。
其次是作品中表现了蒲松龄的道德观念和与此相关联的赏罚原则。赏罚原则必定包含着提出这一原则的人的道德观。文章中这一原则和相关的道徳观念，是通过宋公考试时答卷的内容表现出来的。考试的题目出得有点奇怪：“一人二人，有心无心。”可宋公却就此写出一篇精妙的文章，文章未录全文，只摘出其中的四句：“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一位清代的《聊斋志异》评论家何守奇篇末评云：“一部书如许，托始于考城隍，赏善罚淫之旨见矣。”“赏善罚淫”，的确是这一篇，也是《聊斋志异》中许多篇作品的要旨之一。
另外，篇中还多处将虚构的奇幻情节加以坐实，以增加作品的真实。如一开头就写主人公宋公是“予姊丈之祖”，结尾处又写“公有自记小传，惜乱后无存，此其略耳”。又如与宋公一起参加考试的秀才，代宋赴任河南城隍，临别时“自言长山张某”，宋公还阳后“问之长山，果有张生，於是日死矣”。这些都暗示给读者，文中所记并非凭空杜撰。蒲松龄是把假事当做真事来写，至少是要让读者当做真事来相信，这也是《聊斋志异》中惯常用的手法。
《考城隍》在《聊斋志异》中只是一篇二流作品，但虽属草创，尚非精品，却于思想上能见出作者的道德、识见、情怀，艺术上能见出作者的构想、手法、文采，这都处处与《聊斋志异》全书血脉相通。在这个意义上，说《考城隍》具有“开宗明义”的意义，合乎实际。
宋公自己记有小传，可惜在兵荒马乱中没有保存下来。这里的记载只是一个大概而已。
解读
在清代前期，以才子佳人和市井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空前盛行，小说家的审美趣味从历史故事和神魔世界更多地转向了现实社会。蒲松龄生在明清易代的乱世，从青年时期便热衷于记述神仙鬼怪等奇闻异事，他把黑暗的社会现实与个人遭遇的坎坷造成的“孤愤”、“狂痴”的人生态度融入了作品中，收集民间传说、以野史佚闻为创作凭借，融入自己的个性创造加工，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将已有篇章结集为《聊斋志异》。《考城隍》就是《聊斋志异》中的一篇，亦是《聊斋志异》通篇首文。
这是《聊斋志异》中最早的一篇有关科举考试题材的作品，表现了作者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和对仕途的向往与热情。有文章说，《考城隍》表现了蒲松龄对个人遭遇的愤懑之情，其间寄寓了他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批判，这是不确切的。且不说整部《聊斋志异》基本上没有从体制的层面批判过科举考试制度，就是由于对科举考试的失望和不满而对科举考试种种弊端进行的揭露和批判，也是到了他在考场上经过多次拼搏和失败之后才有的事。这篇作品中所表现的，只是蒲松龄对科举考试制度毫无保留的充分肯定。城隍是阴界的地方长官，在作者的笔下，其任职的确定不是由上级任命，而是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就篇中的两个人物宋公和张生的情况来看，无论就文才或思想品德，都是完全合格的。这就说明，在蒲松龄看来，科举考试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制度，通过它可以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来充任地方官员。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主持考试的试官中有一个是变成为神的关公。关公的形象在《聊斋志异》中多次出现，无一例外都代表着公平和正义的关公，在《聊斋志异》中的首次登场，是被安排在阴界文宗的位置上，这一点颇含深意。这直接同蒲松龄的生活与思想有关。一方面是作者本人生活体验的反映。他十九岁时，接连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中秀才，主持考试的就是清初文学家施愚山，蒲松龄一直视他为能识才、爱才、选才的恩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基于亲身体验而产生的蒲松龄的意识中，认为考试制度执行得好不好，关键是主持考试的人正派不正派，有没有应具的才学和眼光。他后来写的许多揭露科举考试弊端的作品中，那么尖锐地集中讽刺试官的平庸与贪婪，不是偶然的。细读这篇作品不难体会到，在作为试官的关公和应试者宋公及张生的形象中，是寄托了蒲松龄本人对科举考试和进入仕途的理想与追求的。若同他后来在经过多次挫折和痛苦之后写出的一系列有关科举考试的作品相比，其间思想发展的脉络与认识上的异同，都是有清晰的轨迹可寻的。这种融入到人物形象之中的作者对生活的热情，特别是对科举考试的理想和憧憬，正好是这篇作品属于蒲松龄早期创作的明证。说这篇小说是批判科举考试制度的，不仅与小说的实际内容不符，而且把作品创作的时间背景完全弄错了。读者从中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文章虽然采用幻笔，充满奇异的艺术想象，但其描写还是立足于作者本人的生活体验和对生活的认识的。
其次是作品中表现了蒲松龄的道德观念和与此相关联的赏罚原则。赏罚原则必定包含着提出这一原则的人的道德观。文章中这一原则和相关的道徳观念，是通过宋公考试时答卷的内容表现出来的。考试的题目出得有点奇怪：“一人二人，有心无心。”可宋公却就此写出一篇精妙的文章，文章未录全文，只摘出其中的四句：“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一位清代的《聊斋志异》评论家何守奇篇末评云：“一部书如许，托始于考城隍，赏善罚淫之旨见矣。”“赏善罚淫”，的确是这一篇，也是《聊斋志异》中许多篇作品的要旨之一。
另外，篇中还多处将虚构的奇幻情节加以坐实，以增加作品的真实。如一开头就写主人公宋公是“予姊丈之祖”，结尾处又写“公有自记小传，惜乱后无存，此其略耳”。又如与宋公一起参加考试的秀才，代宋赴任河南城隍，临别时“自言长山张某”，宋公还阳后“问之长山，果有张生，於是日死矣”。这些都暗示给读者，文中所记并非凭空杜撰。蒲松龄是把假事当做真事来写，至少是要让读者当做真事来相信，这也是《聊斋志异》中惯常用的手法。
《考城隍》在《聊斋志异》中只是一篇二流作品，但虽属草创，尚非精品，却于思想上能见出作者的道德、识见、情怀，艺术上能见出作者的构想、手法、文采，这都处处与《聊斋志异》全书血脉相通。在这个意义上，说《考城隍》具有“开宗明义”的意义，合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