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一章 特殊国情引发的离奇剧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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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案子理应画上句号了。
但是，正如舒宾斯基上校先前预料的那样，莫斯科宪兵司令沃尔科夫一心要把这案子办成大规模团体事件，以便踩在这群年轻人的背上升官发财。
由于现在已经不需要再找人去高加索了，所以亚瑟看在他为数不多的那点良心上，从舒宾斯基上校托关系借阅到了俄国的《警察条例》，那上面明文规定：一切被捕者在被捕后三日内，均有权获知被捕原因，否则应即释放。
但奥加辽夫呢，根据赫尔岑所说：“他为这案子已经坐了好几个礼拜的监牢，然而，当他一问自己究竟是什么罪名，警察署长只会恶狠狠地回上一句：‘您犯了什么事您自己还不清楚吗？哪儿还要特地跑来问我！’”
如果是在伦敦，这事情非常好解决，律师们非常喜欢接这种一眼就能打赢的案子。
案情清晰，证据充分。
因此，他们甚至用不着花大价钱请什么知名律师，只要请迪斯雷利先生吃顿饭，拜托他短暂重回律师老本行干一天就行了。
但是，这里不是英国而是俄国。
且不论两个国家分属于不同法系，俄国甚至没有律师这一职业，行使律师职责的是被称为‘起诉代表’的贵族和学者，或者干脆就是由检察官代为提起公诉。
而不论是检察官还是起诉代表，这些人从根本上都是吃沙皇的饭的。
因此，基本不用妄想他们会代理奥加辽夫被超期羁押的案子。
如果按照一般视角看，奥加辽夫这回只能是自认倒霉，因为宪兵司令打定了主意要把他变成升官的垫脚石。
但事情巧妙的部分在于，宪兵司令沃尔科夫的副手舒宾斯基上校不久前从秘密渠道得到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沃尔科夫在写给第三局局长本肯多夫伯爵的信中，对舒宾斯基的工作能力大加贬抑，并对他的个人野心大加批评。
最让舒宾斯基不能忍受的是：一旦沃尔科夫离任，他不打算推荐舒宾斯基接任莫斯科宪兵司令，而是建议从第一区空降一位宪兵司令过来。
根据小道消息，这位新任宪兵司令，要么是戈利岑家族的另一位公爵——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戈利岑公爵，要么就是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穆拉维约夫。
如果宪兵司令是前者，好吧，舒宾斯基没什么可抱怨的。
毕竟谁不知道戈利岑家族的势力，谁不知道在莫斯科，戈利岑这个姓氏甚至比罗曼诺夫还要显赫些。
舒宾斯基还没有狂妄到与戈利岑家族硬碰硬的程度。
但是，穆拉维约夫？
舒宾斯基最瞧不起的就是穆拉维约夫这种人了。
年轻时参加十二月党人组织的救国同盟，结果在1825年起义当天临时叛变，转而投靠沙皇政府，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后来又积极镇压了波兰起义和诺夫哥罗德军屯区起义。
穆拉维约夫的不少同宗兄弟要么死在了起义当天，要么就是被流放了，而他本人居然还能恬不知耻的说什么：“我不属于那群被人绞死的穆拉维约夫，而是属于绞死他人的穆拉维约夫。”
虽然同是为沙皇陛下效力的，但这并不妨碍舒宾斯基看他不顺眼，兴许自由派落在他眼里都比穆拉维约夫可爱些呢。
这位负责莫斯科大学的宪兵一直认为那群轻信了自由主义的学生大部分只是缺乏阅历导致的呆傻。
而穆拉维约夫这种人呢？
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靠着贩卖傻子性命捞钱上位的坏。
要是让穆拉维约夫来当舒宾斯基的上司，他简直能把隔夜饭都吐出来。
因此，当亚瑟向舒宾斯基表示，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傻小子赫尔岑正在为好友奥加辽夫四处奔走时，这位自认颇有人情味的宪兵私底下给他们指了一条明路——不管是找宪兵还是警察都没用，你们最好直接从法院入手。
末了，他还不小心的把莫斯科法院副院长的名片给落在了亚瑟的宅子里。
亚瑟将好不容易整理好的高加索情报归档整理好，看看天边的日头，琢磨着赫尔岑也该到了。
果不其然，他刚刚倒了杯茶，楼下便传来了车轮滚动和马蹄敲击鹅卵石的声音。
秘书布莱克威尔推开门通知他，赫尔岑乘坐的马车已经到了。
亚瑟快步下楼，看见赫尔岑正从马车上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穿着那件略显陈旧的长外套，头发因寒风而有些凌乱。赫尔岑的脸上带着一丝疲惫，却掩饰不住眼中的急切。
他的步伐略显匆忙，甚至连门童的问候都没有回应，径直走向亚瑟。
简单的寒暄后，亚瑟没有耽搁时间，便跟着他上了马车。
莫斯科法院的气氛一如既往地沉闷和严肃，灰色的建筑外墙沾染了冬日积雪融化后留下的污痕。
亚瑟指着那栋灰蒙蒙的建筑，开口道：“副院长的办公室在二楼西侧，我昨天已经给他下过帖子了。”
赫尔岑的心里有些忐忑，这些天他几乎把整个莫斯科都跑遍了，但是却连一个愿意帮忙的俄国人都没有。
唯一愿意对他伸出援手的，便只有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了，而且听说他为了奥加辽夫的案子，还特意请假来了莫斯科，这真是…
赫尔岑叹气道：“您知道副院长大概是什么模样？”
亚瑟回忆着舒宾斯基告诉他的话：“无非就是那样呗，一个面目慈祥的小老头，戴着
但是，正如舒宾斯基上校先前预料的那样，莫斯科宪兵司令沃尔科夫一心要把这案子办成大规模团体事件，以便踩在这群年轻人的背上升官发财。
由于现在已经不需要再找人去高加索了，所以亚瑟看在他为数不多的那点良心上，从舒宾斯基上校托关系借阅到了俄国的《警察条例》，那上面明文规定：一切被捕者在被捕后三日内，均有权获知被捕原因，否则应即释放。
但奥加辽夫呢，根据赫尔岑所说：“他为这案子已经坐了好几个礼拜的监牢，然而，当他一问自己究竟是什么罪名，警察署长只会恶狠狠地回上一句：‘您犯了什么事您自己还不清楚吗？哪儿还要特地跑来问我！’”
如果是在伦敦，这事情非常好解决，律师们非常喜欢接这种一眼就能打赢的案子。
案情清晰，证据充分。
因此，他们甚至用不着花大价钱请什么知名律师，只要请迪斯雷利先生吃顿饭，拜托他短暂重回律师老本行干一天就行了。
但是，这里不是英国而是俄国。
且不论两个国家分属于不同法系，俄国甚至没有律师这一职业，行使律师职责的是被称为‘起诉代表’的贵族和学者，或者干脆就是由检察官代为提起公诉。
而不论是检察官还是起诉代表，这些人从根本上都是吃沙皇的饭的。
因此，基本不用妄想他们会代理奥加辽夫被超期羁押的案子。
如果按照一般视角看，奥加辽夫这回只能是自认倒霉，因为宪兵司令打定了主意要把他变成升官的垫脚石。
但事情巧妙的部分在于，宪兵司令沃尔科夫的副手舒宾斯基上校不久前从秘密渠道得到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沃尔科夫在写给第三局局长本肯多夫伯爵的信中，对舒宾斯基的工作能力大加贬抑，并对他的个人野心大加批评。
最让舒宾斯基不能忍受的是：一旦沃尔科夫离任，他不打算推荐舒宾斯基接任莫斯科宪兵司令，而是建议从第一区空降一位宪兵司令过来。
根据小道消息，这位新任宪兵司令，要么是戈利岑家族的另一位公爵——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戈利岑公爵，要么就是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穆拉维约夫。
如果宪兵司令是前者，好吧，舒宾斯基没什么可抱怨的。
毕竟谁不知道戈利岑家族的势力，谁不知道在莫斯科，戈利岑这个姓氏甚至比罗曼诺夫还要显赫些。
舒宾斯基还没有狂妄到与戈利岑家族硬碰硬的程度。
但是，穆拉维约夫？
舒宾斯基最瞧不起的就是穆拉维约夫这种人了。
年轻时参加十二月党人组织的救国同盟，结果在1825年起义当天临时叛变，转而投靠沙皇政府，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后来又积极镇压了波兰起义和诺夫哥罗德军屯区起义。
穆拉维约夫的不少同宗兄弟要么死在了起义当天，要么就是被流放了，而他本人居然还能恬不知耻的说什么：“我不属于那群被人绞死的穆拉维约夫，而是属于绞死他人的穆拉维约夫。”
虽然同是为沙皇陛下效力的，但这并不妨碍舒宾斯基看他不顺眼，兴许自由派落在他眼里都比穆拉维约夫可爱些呢。
这位负责莫斯科大学的宪兵一直认为那群轻信了自由主义的学生大部分只是缺乏阅历导致的呆傻。
而穆拉维约夫这种人呢？
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靠着贩卖傻子性命捞钱上位的坏。
要是让穆拉维约夫来当舒宾斯基的上司，他简直能把隔夜饭都吐出来。
因此，当亚瑟向舒宾斯基表示，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傻小子赫尔岑正在为好友奥加辽夫四处奔走时，这位自认颇有人情味的宪兵私底下给他们指了一条明路——不管是找宪兵还是警察都没用，你们最好直接从法院入手。
末了，他还不小心的把莫斯科法院副院长的名片给落在了亚瑟的宅子里。
亚瑟将好不容易整理好的高加索情报归档整理好，看看天边的日头，琢磨着赫尔岑也该到了。
果不其然，他刚刚倒了杯茶，楼下便传来了车轮滚动和马蹄敲击鹅卵石的声音。
秘书布莱克威尔推开门通知他，赫尔岑乘坐的马车已经到了。
亚瑟快步下楼，看见赫尔岑正从马车上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穿着那件略显陈旧的长外套，头发因寒风而有些凌乱。赫尔岑的脸上带着一丝疲惫，却掩饰不住眼中的急切。
他的步伐略显匆忙，甚至连门童的问候都没有回应，径直走向亚瑟。
简单的寒暄后，亚瑟没有耽搁时间，便跟着他上了马车。
莫斯科法院的气氛一如既往地沉闷和严肃，灰色的建筑外墙沾染了冬日积雪融化后留下的污痕。
亚瑟指着那栋灰蒙蒙的建筑，开口道：“副院长的办公室在二楼西侧，我昨天已经给他下过帖子了。”
赫尔岑的心里有些忐忑，这些天他几乎把整个莫斯科都跑遍了，但是却连一个愿意帮忙的俄国人都没有。
唯一愿意对他伸出援手的，便只有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了，而且听说他为了奥加辽夫的案子，还特意请假来了莫斯科，这真是…
赫尔岑叹气道：“您知道副院长大概是什么模样？”
亚瑟回忆着舒宾斯基告诉他的话：“无非就是那样呗，一个面目慈祥的小老头，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