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欧旅途见闻录(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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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东西。我说：“这是什么？囚衣？我不穿，我又不是犯人。”事实上也没有人穿。警官说：“随便你吧！你太张狂了。”
出了喝咖啡的客厅，看见办公室只有劳瑞一个人在，我马上小声求他：“求求你，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要跟律师联络，请你帮帮忙。”他想了一下，问我：“你有英国钱吗？”我说有，他说：“来吧，这里不行，我带你去打外面的公用电话。”
我马上拿了父亲的朋友——黄律师的名片，跟他悄悄的走出去。外面果然有电话，劳瑞拿了我的零钱，替我接通了，我心里紧张得要命，那边有个小姐在讲话，我说找黄律师，她说黄律师去香港了，有什么事。我一听再也没有气力站着了，我告诉她没有事，请转告黄律师，台湾的一位陈律师的女儿问候他。挂掉了电话，也挂掉了我所有的希望，我靠在墙上默默无语。劳瑞说：“快点，我扶你回去，不要泄气，我去跟移民局讲你在生病，他们也许会提早放你。”我一句话都不能回答，怕一开口眼泪真要流下来了。
英国佬不信我们有电视我在机上没有吃什么，离开香港之前咳嗽得很厉害，胃在疼，眼睛肿了，神经紧张得像拉满的弓似的，一碰就要断了，不知能再撑多久，我已很久没有好好睡觉了。闭上眼睛，耳朵里开始叫起来，思潮起伏，胡思乱想，我起床吃了一粒镇静剂，没有别的东西吃，又吃了几颗行李里面的消炎片。躺了快二十分钟，睡眠却迟迟不来，头开始痛得要炸开了似的。
听听外面客厅里，有“玩皮豹”的音乐，探头出去看，劳瑞正在看“玩皮豹过街”的电视。（玩皮豹想尽了办法就是过不了街，台湾演过了。）我想一个人闷着，不如出去看电视，免得越想越钻牛角尖，我去坐在劳瑞前面的地上看。这时大力水手出场了，正要去救奥莉薇，还没吃菠菜。那些警官都在看，他们问我：“你们台湾有电视么？”我告诉他：“不稀奇，我家就有三架电视，彩色电视很普通。”他们呆呆的望着我，又说：“你一定是百万富翁的女儿，你讲的生活水准不算数的。”
我说：“你们不相信，我给你们看图片，我们的农村每一家都有电视天线，我怎么是百万富翁的女儿，我是最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我们台湾生活水准普遍的高。”
复仇者有一个警官问我：“你们台湾有没有外国电视长片？”我说有，叫《复仇者》。我又多讲了一遍《复仇者》，眼睛狠狠的瞪着他们。玛丽亚说：“你很会用双关语，你仍在生气，因为你被留在这里了是不是？复仇者，复仇者，谁是你敌人来着？”
我不响。事实上从早晨排队开始，被拒入境，到我被骗上警车，（先骗我去喝咖啡。）到不许打电话，到上洗手间都由玛丽亚陪着，到叫我换制服，到现在没有东西给我吃——
我表面上装得不在乎，事实上我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总坚持人活着除了吃饱穿暖之外，起码的受人尊重，也尊重他人，是我们这个社会共存下去的原则。虽然我在拘留所里没有受到虐待，但他们将我如此不公平的扣下来，使我丧失了仅有的一点尊严，我不会很快淡忘这事的。
我不想再看电视，走到另一间去，里面还真不错，国内青年朋友有兴趣来观光观光，不妨照我乘机的方法进来玩一玩。另外房间内有一个北非孩子，有一个希腊学生，有一个奥国学生。我抽了一支烟，他们都看着我，我以为他们看不惯女孩子抽烟，后来一想不对，他们大概很久没有烟抽了，我将烟拿出来全部分掉了。玛丽亚靠在门口看我，她很不赞成的说：“你太笨了，你烟分完了就买不到了，也不知自己要待多久。”
这些话是用西班牙文对我说的。我是一个标准的个人主义者，但我不是唯我主义者。几支烟还计较吗？我不会法文，但是我跟非洲来的孩子用画图来讲话。原来他真的是偷渡来的，坐船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在非洲做了小偷，警察要抓他把手割掉，所以他逃跑了。我问他父母呢？他摇头不画下去了。总之，每个人都有伤心的故事。
真像疯人院下午两点多了，我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玛丽亚来叫我：“喂，出来吃饭，你在睡吗？”我开门出来，看见玛丽亚和劳瑞正预备出去。他们说：“走，我们请你出去吃饭。”
我看看别人，摇摇头，我一向最羞于做特殊人物，我说：“他们呢？”玛丽亚生气了，她说：“你怎么搞的，你去不就得了。”我说：“谢谢！我留在这里。”他们笑笑说：“随你便吧，等一下有饭送来给你们吃。”
过了一下饭来了，吃得很好，跟台北鸿霖餐厅一百二十元的菜差不多，我刚吃了消炎片，也吃不下很多，所以送给别人吃了。刚吃完劳瑞回来了，又带了一大块烤肝给我吃，我吃下了，免得再不识抬举，他们要生气。
整个下午就在等待中过去，每一次电话铃响，我就心跳，但是没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在客厅看时装杂志。看了快十本，觉得女人真麻烦，这种无聊透顶的时装也值得这么多人花脑筋。（我大概真是心情不好，平日我很喜欢看新衣服的。）
没事做，又去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台湾的位置上写下：“我是这里来的。”又去拿水洒花盆内的花，又去躺了一会，又照镜子梳梳头，又数了一遍我的钱，又去锁住
出了喝咖啡的客厅，看见办公室只有劳瑞一个人在，我马上小声求他：“求求你，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要跟律师联络，请你帮帮忙。”他想了一下，问我：“你有英国钱吗？”我说有，他说：“来吧，这里不行，我带你去打外面的公用电话。”
我马上拿了父亲的朋友——黄律师的名片，跟他悄悄的走出去。外面果然有电话，劳瑞拿了我的零钱，替我接通了，我心里紧张得要命，那边有个小姐在讲话，我说找黄律师，她说黄律师去香港了，有什么事。我一听再也没有气力站着了，我告诉她没有事，请转告黄律师，台湾的一位陈律师的女儿问候他。挂掉了电话，也挂掉了我所有的希望，我靠在墙上默默无语。劳瑞说：“快点，我扶你回去，不要泄气，我去跟移民局讲你在生病，他们也许会提早放你。”我一句话都不能回答，怕一开口眼泪真要流下来了。
英国佬不信我们有电视我在机上没有吃什么，离开香港之前咳嗽得很厉害，胃在疼，眼睛肿了，神经紧张得像拉满的弓似的，一碰就要断了，不知能再撑多久，我已很久没有好好睡觉了。闭上眼睛，耳朵里开始叫起来，思潮起伏，胡思乱想，我起床吃了一粒镇静剂，没有别的东西吃，又吃了几颗行李里面的消炎片。躺了快二十分钟，睡眠却迟迟不来，头开始痛得要炸开了似的。
听听外面客厅里，有“玩皮豹”的音乐，探头出去看，劳瑞正在看“玩皮豹过街”的电视。（玩皮豹想尽了办法就是过不了街，台湾演过了。）我想一个人闷着，不如出去看电视，免得越想越钻牛角尖，我去坐在劳瑞前面的地上看。这时大力水手出场了，正要去救奥莉薇，还没吃菠菜。那些警官都在看，他们问我：“你们台湾有电视么？”我告诉他：“不稀奇，我家就有三架电视，彩色电视很普通。”他们呆呆的望着我，又说：“你一定是百万富翁的女儿，你讲的生活水准不算数的。”
我说：“你们不相信，我给你们看图片，我们的农村每一家都有电视天线，我怎么是百万富翁的女儿，我是最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我们台湾生活水准普遍的高。”
复仇者有一个警官问我：“你们台湾有没有外国电视长片？”我说有，叫《复仇者》。我又多讲了一遍《复仇者》，眼睛狠狠的瞪着他们。玛丽亚说：“你很会用双关语，你仍在生气，因为你被留在这里了是不是？复仇者，复仇者，谁是你敌人来着？”
我不响。事实上从早晨排队开始，被拒入境，到我被骗上警车，（先骗我去喝咖啡。）到不许打电话，到上洗手间都由玛丽亚陪着，到叫我换制服，到现在没有东西给我吃——
我表面上装得不在乎，事实上我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总坚持人活着除了吃饱穿暖之外，起码的受人尊重，也尊重他人，是我们这个社会共存下去的原则。虽然我在拘留所里没有受到虐待，但他们将我如此不公平的扣下来，使我丧失了仅有的一点尊严，我不会很快淡忘这事的。
我不想再看电视，走到另一间去，里面还真不错，国内青年朋友有兴趣来观光观光，不妨照我乘机的方法进来玩一玩。另外房间内有一个北非孩子，有一个希腊学生，有一个奥国学生。我抽了一支烟，他们都看着我，我以为他们看不惯女孩子抽烟，后来一想不对，他们大概很久没有烟抽了，我将烟拿出来全部分掉了。玛丽亚靠在门口看我，她很不赞成的说：“你太笨了，你烟分完了就买不到了，也不知自己要待多久。”
这些话是用西班牙文对我说的。我是一个标准的个人主义者，但我不是唯我主义者。几支烟还计较吗？我不会法文，但是我跟非洲来的孩子用画图来讲话。原来他真的是偷渡来的，坐船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在非洲做了小偷，警察要抓他把手割掉，所以他逃跑了。我问他父母呢？他摇头不画下去了。总之，每个人都有伤心的故事。
真像疯人院下午两点多了，我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玛丽亚来叫我：“喂，出来吃饭，你在睡吗？”我开门出来，看见玛丽亚和劳瑞正预备出去。他们说：“走，我们请你出去吃饭。”
我看看别人，摇摇头，我一向最羞于做特殊人物，我说：“他们呢？”玛丽亚生气了，她说：“你怎么搞的，你去不就得了。”我说：“谢谢！我留在这里。”他们笑笑说：“随你便吧，等一下有饭送来给你们吃。”
过了一下饭来了，吃得很好，跟台北鸿霖餐厅一百二十元的菜差不多，我刚吃了消炎片，也吃不下很多，所以送给别人吃了。刚吃完劳瑞回来了，又带了一大块烤肝给我吃，我吃下了，免得再不识抬举，他们要生气。
整个下午就在等待中过去，每一次电话铃响，我就心跳，但是没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在客厅看时装杂志。看了快十本，觉得女人真麻烦，这种无聊透顶的时装也值得这么多人花脑筋。（我大概真是心情不好，平日我很喜欢看新衣服的。）
没事做，又去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台湾的位置上写下：“我是这里来的。”又去拿水洒花盆内的花，又去躺了一会，又照镜子梳梳头，又数了一遍我的钱，又去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