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0章 义利之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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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和尚都有不俗的儒学造诣。
法严和尚也是如此，他自身的儒学造诣很高，对儒家几个流派都能说上两句，毕竟每年法严寺都要接待很多读书人，就是再没悟性，听着听着也就会了。
法严和尚问道：
“你们儒家不是最重视义利之辩吗？”
何心隐道:“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法严和尚点头说道：
“何公这句话，不是违背圣贤的教导？”
何心隐摇头说道：
“先师的话当然没错，但是后世的解释错了。”
“啊？”
何心隐道：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
“这句话历代就解释错了。”
“先师所在的时代，君子是指‘劳心者’，也就是食肉者。与此相对，小人就是‘劳力者’，也就是平民和奴隶。”
“这句话应该这么解，要对士人提出道德要求，让他们遵守，对于普通百姓则要拿出实际好处，引导他们活下去。”
“这就是我说的，‘君子要先言利，再言义’，对百姓要利在义先，先要用利来引导他们走上正途，然后再对他们提出义的要求。”
法严和尚愣住了，还能这么解释？
你们读书人真会玩啊，我们和尚解读佛经可没这么厉害。
不过这也是正常的，所谓“我注六经”，历代大儒都是这么玩的，当年朱熹王阳明也干过，何心隐这么干也不奇怪。
但是这和办学校有什么关系？
何心隐说道：
“大师，我要办的，不是让人读书参加科举的学校，而是让百姓掌握一技之长的学校。”
何心隐掰着指头说道：“京师普通的杂工，一个月不到两银元，但能写能算的账房，一个月最少也是五个银元的收入。”
“同样是工匠，懂得尺规作图的也能多一倍的收入。”
“还有读书人做讼师的，能打民律官司的，也要比普通讼师倍增收入。”
“这世上也并非读书科举这么一条路，总有人要试试其他道路，而我这个学校，就是引他们入门的。”
“这就是有利，有了利引导，然后再通过读书明义，等生员学成后又能有自食其力的能力，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所以我办这个学校，自然是要收费的。”
听到这里，法严和尚明白了何心隐的想法，这等于是传授谋生技能的学校。
这么一说，似乎还真的可行？
别的不说，如今楞严寺管理库房的和尚，要学习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
原本楞严寺的账目很简单，主要收入就是三块，香客捐献、僧田产出和高利贷收入。
这三块，其实都和账房没多大的关系。
香客捐献，要防的是僧人贪墨，僧田产出，主要是管理佃户。
高利贷收入最简单了，楞严寺为何能有那么多武僧，那不就是为了高利贷催收业务训练的吗？
可现在不同。
法严和尚是个聪明人，他已经意识到了时局的变化，做好了转型准备。
而事实证明，楞严寺的提前转型，才是楞严寺能在京师寺院中崛起的关键。
现如今，寺院三大业务，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香客捐献影响最大。
这件事还和苏泽有关。
明代寺院，除了金融功能外，也要给香客提供文化需要，这就是讲经。
无论是东方的讲经，还是西方的布道，其实和说书差不多，就是要用通俗的佛教故事来教化百姓。
而更多百姓去佛寺听经，也不是为了受教去的，而是在这个缺乏娱乐的时代解闷。
当然，听着听着就皈依我佛也是正常的。
总而言之，讲经是佛教的“拉新”手段。
而随着报纸出现，娱乐方式更丰富了，更少的人愿意来佛寺听讲经了。
讲经？能有《西游记》好玩？
当然，原本虔诚的信徒还是会捐献香火钱的。
但是没有新的信徒，等原本的信徒老死，那时候就已经晚了。
除此之外，僧田的产出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这倒不是说僧田的产量低了。
而是京师粮价日趋稳定，僧田产出的利润减少，而且京畿地区的地租也很难收上高租息。
最后就是高利贷生意了。
当然，寺院的高利贷一般叫做“长生库”，名义上寺院和信众的互助金库。
但实际上这年头的贷款基本上都是高利贷，九出十三归都是正常操作，两三倍利息才是常规的。
不过《大明民律》出台后，官方也对最高利息进行了限制。
官方的标准时唐宋时期的官方标准，也就是百分之二十。
李一元考证了青苗法，“二分（利息）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认为这是明代以前的合理官方利息，所以限定这个数额为官方利息。
而民间贷款，不能超过官息的两倍，也就说四分利息是官方承认的，超过部分就不认了。
虽然苏泽依然觉得很高，但是想到这是大明，其实能给最高利息做出限制，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了。
而因此而来的诉讼，在镇抚司民案司的几次判决后，都偏向了借钱一方，否认了出借方高息的合理性后，寺院的高利贷生意大受打击。
当然，绕过这些也是有办法的，可这同样需要寺院有精
法严和尚也是如此，他自身的儒学造诣很高，对儒家几个流派都能说上两句，毕竟每年法严寺都要接待很多读书人，就是再没悟性，听着听着也就会了。
法严和尚问道：
“你们儒家不是最重视义利之辩吗？”
何心隐道:“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法严和尚点头说道：
“何公这句话，不是违背圣贤的教导？”
何心隐摇头说道：
“先师的话当然没错，但是后世的解释错了。”
“啊？”
何心隐道：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
“这句话历代就解释错了。”
“先师所在的时代，君子是指‘劳心者’，也就是食肉者。与此相对，小人就是‘劳力者’，也就是平民和奴隶。”
“这句话应该这么解，要对士人提出道德要求，让他们遵守，对于普通百姓则要拿出实际好处，引导他们活下去。”
“这就是我说的，‘君子要先言利，再言义’，对百姓要利在义先，先要用利来引导他们走上正途，然后再对他们提出义的要求。”
法严和尚愣住了，还能这么解释？
你们读书人真会玩啊，我们和尚解读佛经可没这么厉害。
不过这也是正常的，所谓“我注六经”，历代大儒都是这么玩的，当年朱熹王阳明也干过，何心隐这么干也不奇怪。
但是这和办学校有什么关系？
何心隐说道：
“大师，我要办的，不是让人读书参加科举的学校，而是让百姓掌握一技之长的学校。”
何心隐掰着指头说道：“京师普通的杂工，一个月不到两银元，但能写能算的账房，一个月最少也是五个银元的收入。”
“同样是工匠，懂得尺规作图的也能多一倍的收入。”
“还有读书人做讼师的，能打民律官司的，也要比普通讼师倍增收入。”
“这世上也并非读书科举这么一条路，总有人要试试其他道路，而我这个学校，就是引他们入门的。”
“这就是有利，有了利引导，然后再通过读书明义，等生员学成后又能有自食其力的能力，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所以我办这个学校，自然是要收费的。”
听到这里，法严和尚明白了何心隐的想法，这等于是传授谋生技能的学校。
这么一说，似乎还真的可行？
别的不说，如今楞严寺管理库房的和尚，要学习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
原本楞严寺的账目很简单，主要收入就是三块，香客捐献、僧田产出和高利贷收入。
这三块，其实都和账房没多大的关系。
香客捐献，要防的是僧人贪墨，僧田产出，主要是管理佃户。
高利贷收入最简单了，楞严寺为何能有那么多武僧，那不就是为了高利贷催收业务训练的吗？
可现在不同。
法严和尚是个聪明人，他已经意识到了时局的变化，做好了转型准备。
而事实证明，楞严寺的提前转型，才是楞严寺能在京师寺院中崛起的关键。
现如今，寺院三大业务，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香客捐献影响最大。
这件事还和苏泽有关。
明代寺院，除了金融功能外，也要给香客提供文化需要，这就是讲经。
无论是东方的讲经，还是西方的布道，其实和说书差不多，就是要用通俗的佛教故事来教化百姓。
而更多百姓去佛寺听经，也不是为了受教去的，而是在这个缺乏娱乐的时代解闷。
当然，听着听着就皈依我佛也是正常的。
总而言之，讲经是佛教的“拉新”手段。
而随着报纸出现，娱乐方式更丰富了，更少的人愿意来佛寺听讲经了。
讲经？能有《西游记》好玩？
当然，原本虔诚的信徒还是会捐献香火钱的。
但是没有新的信徒，等原本的信徒老死，那时候就已经晚了。
除此之外，僧田的产出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这倒不是说僧田的产量低了。
而是京师粮价日趋稳定，僧田产出的利润减少，而且京畿地区的地租也很难收上高租息。
最后就是高利贷生意了。
当然，寺院的高利贷一般叫做“长生库”，名义上寺院和信众的互助金库。
但实际上这年头的贷款基本上都是高利贷，九出十三归都是正常操作，两三倍利息才是常规的。
不过《大明民律》出台后，官方也对最高利息进行了限制。
官方的标准时唐宋时期的官方标准，也就是百分之二十。
李一元考证了青苗法，“二分（利息）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认为这是明代以前的合理官方利息，所以限定这个数额为官方利息。
而民间贷款，不能超过官息的两倍，也就说四分利息是官方承认的，超过部分就不认了。
虽然苏泽依然觉得很高，但是想到这是大明，其实能给最高利息做出限制，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了。
而因此而来的诉讼，在镇抚司民案司的几次判决后，都偏向了借钱一方，否认了出借方高息的合理性后，寺院的高利贷生意大受打击。
当然，绕过这些也是有办法的，可这同样需要寺院有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