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六章 鸿都门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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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为彰显汉家功绩，沿秦置设置了太史令，有司马谈担任，谈死其子司马迁继任，司马迁就成为最后一个编撰史书的太史令。
太史令自司马迁之后，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令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职掌范围。
周仓和程磊皆为拜为郎官，作为赵普的侍卫，可往来于宫禁之中，至于黄盖因心系旧主，便暂时在卢植麾下。
因赵普在京中局势已然安稳，因此不日起，他将返回元氏县接孙策到京师，于赵普门下就学。
在就任仪式上，参加的人选有大将军何进、尚书令卢植、司徒崔烈、虎贲中郎将崔钧等。
但自秦起，设置太史令，职位渐低。西汉开始至文景两朝皆无此官职。
所谓的兰台令史是东汉始置的官名，隶御史中丞，掌书奏及印工文书，兼校定宫廷藏书文字，秩六百石，是御史台小官无疑。
但兰台令史在东汉时有一项职权，掌史官之事，班固就曾以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
汉武帝在宫中置女史之职，以记皇帝起居，故有《禁中起居注》。后世以“起居”作为史官的一种职掌和名称，与此有很大关系。
太史令据传闻夏代末已有此职，只是被称为太史。
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大臣。
到了后汉，朝廷沿袭了这种体制，以他官史官之事，兰台令史就是从这时正式成为史官。
三国魏明帝增置史官著作郎那是后世了。
蔡邕作为驰名天下的大儒，之前也曾在朝中担任议郎等职，汉灵帝想起早年曾多向蔡邕请教灾异之事，蔡邕不畏强权尽职尽责，直言进谏，忆起他的好来，觉得兰台令史这等小吏官职低了，想要重新拜蔡邕为议郎。
这里简单提一下，很多人的固有印象是太史令在汉时编撰史书的官职。事实上那是在汉武帝之前。
初时，汉灵帝打算将赵普之前居住的官驿赐给赵普作为府邸。
但官驿房间众多，他独居过于奢侈，而且汉时对地方官的考察的频繁，多需入京述职，他若是独占官驿，朝廷还需另建一处，劳民伤害，便婉言谢绝。
崔氏在京中多有宅院，崔烈以崔氏之名，赠与赵普宫外两里许的院落。
于是，赵普便将那处院落作为赵宅，他在京师雒阳的府邸，程磊、周仓以及两伍军士作为他的随行人员和护卫。
赵普在修书给赵云、蔡邕等，让他们进京就职之后，正式进入了作为侍中的状态。
从后世而来的他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额外的小心谨慎。
在这期间，张让、赵忠之流多曾向赵普示好，示好的根源当然不是他大权在握。
中常侍的职权在宫禁之中远高于侍中，虽然现在赵普因为书法、诗赋，以及卢植替他宣扬神乎其神的名声，让汉灵帝非常赏识，说是眼下皇帝跟前的红人丝毫不为过。但是与根深蒂固的中常侍们根本没法比。
他们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出于谨慎，一是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强上太多。
再者，赵普是为卢植一党，再明显不过，这帮忧患意识极强的大宦官们仍然寄希望于在当前形势下尽量缓和与士族公卿的矛盾。
赵普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官职是为在宫中就职的侍中，多需与他们打交道，又曾力劝卢植不可行清君侧。
赵普当然对这些心知肚明，对待这些中常侍们的态度温和，谈不上亲近，亦不排斥。
没过太久，赵普入京刚足一月，汉灵帝去鸿都门学视察，让赵普给这些学生们讲上一堂课。
这事，之前他是毫无准备的。
鸿都门学创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二月。是后汉学习、研究文学艺术的学府，校址设在京师雒阳鸿都门而得名。
其选送的学生，乃至课程的设置，与太学大大不同，在当时甚至是截然相反。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兴于汉武帝年间，太学在前后汉两朝达到极盛，史书记载汉光武帝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洛阳，于是立五经博士。
到了汉质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三万余人。
相比之下，鸿都门学就是非主流，太学以士族子弟为主流，课程以儒家经学为主，讲究学以致用，是务实派。
而鸿都门学招收学生是经由州、郡三公择优选送，多数是士族看不起的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以尺牍、小说、辞赋、字画为主要学习内容。
所谓尺牍是古时书信的名称，由于当时的书信都刻之简牍，规格为以尺一寸，所以称尺牍、尺翰、尺简、尺牒等，原来是一种实用文体，使用广泛，有一定书写格式，包括章、奏、表、驳、书等类。
过到了后汉，尺牍中已有不少精彩散文。
其他的小说、辞赋、字画等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以文学艺术课程为主导的学府。
这在当时是颇为受士族、世俗所轻视的。
赵普从后世的角度能够看到鸿都门学设置的益处，以及优于时代的进步性，毕竟它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院，开唐代专科学校之先声，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可授
汉武帝为彰显汉家功绩，沿秦置设置了太史令，有司马谈担任，谈死其子司马迁继任，司马迁就成为最后一个编撰史书的太史令。
太史令自司马迁之后，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令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职掌范围。
周仓和程磊皆为拜为郎官，作为赵普的侍卫，可往来于宫禁之中，至于黄盖因心系旧主，便暂时在卢植麾下。
因赵普在京中局势已然安稳，因此不日起，他将返回元氏县接孙策到京师，于赵普门下就学。
在就任仪式上，参加的人选有大将军何进、尚书令卢植、司徒崔烈、虎贲中郎将崔钧等。
但自秦起，设置太史令，职位渐低。西汉开始至文景两朝皆无此官职。
所谓的兰台令史是东汉始置的官名，隶御史中丞，掌书奏及印工文书，兼校定宫廷藏书文字，秩六百石，是御史台小官无疑。
但兰台令史在东汉时有一项职权，掌史官之事，班固就曾以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
汉武帝在宫中置女史之职，以记皇帝起居，故有《禁中起居注》。后世以“起居”作为史官的一种职掌和名称，与此有很大关系。
太史令据传闻夏代末已有此职，只是被称为太史。
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大臣。
到了后汉，朝廷沿袭了这种体制，以他官史官之事，兰台令史就是从这时正式成为史官。
三国魏明帝增置史官著作郎那是后世了。
蔡邕作为驰名天下的大儒，之前也曾在朝中担任议郎等职，汉灵帝想起早年曾多向蔡邕请教灾异之事，蔡邕不畏强权尽职尽责，直言进谏，忆起他的好来，觉得兰台令史这等小吏官职低了，想要重新拜蔡邕为议郎。
这里简单提一下，很多人的固有印象是太史令在汉时编撰史书的官职。事实上那是在汉武帝之前。
初时，汉灵帝打算将赵普之前居住的官驿赐给赵普作为府邸。
但官驿房间众多，他独居过于奢侈，而且汉时对地方官的考察的频繁，多需入京述职，他若是独占官驿，朝廷还需另建一处，劳民伤害，便婉言谢绝。
崔氏在京中多有宅院，崔烈以崔氏之名，赠与赵普宫外两里许的院落。
于是，赵普便将那处院落作为赵宅，他在京师雒阳的府邸，程磊、周仓以及两伍军士作为他的随行人员和护卫。
赵普在修书给赵云、蔡邕等，让他们进京就职之后，正式进入了作为侍中的状态。
从后世而来的他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额外的小心谨慎。
在这期间，张让、赵忠之流多曾向赵普示好，示好的根源当然不是他大权在握。
中常侍的职权在宫禁之中远高于侍中，虽然现在赵普因为书法、诗赋，以及卢植替他宣扬神乎其神的名声，让汉灵帝非常赏识，说是眼下皇帝跟前的红人丝毫不为过。但是与根深蒂固的中常侍们根本没法比。
他们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出于谨慎，一是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强上太多。
再者，赵普是为卢植一党，再明显不过，这帮忧患意识极强的大宦官们仍然寄希望于在当前形势下尽量缓和与士族公卿的矛盾。
赵普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官职是为在宫中就职的侍中，多需与他们打交道，又曾力劝卢植不可行清君侧。
赵普当然对这些心知肚明，对待这些中常侍们的态度温和，谈不上亲近，亦不排斥。
没过太久，赵普入京刚足一月，汉灵帝去鸿都门学视察，让赵普给这些学生们讲上一堂课。
这事，之前他是毫无准备的。
鸿都门学创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二月。是后汉学习、研究文学艺术的学府，校址设在京师雒阳鸿都门而得名。
其选送的学生，乃至课程的设置，与太学大大不同，在当时甚至是截然相反。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兴于汉武帝年间，太学在前后汉两朝达到极盛，史书记载汉光武帝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洛阳，于是立五经博士。
到了汉质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三万余人。
相比之下，鸿都门学就是非主流，太学以士族子弟为主流，课程以儒家经学为主，讲究学以致用，是务实派。
而鸿都门学招收学生是经由州、郡三公择优选送，多数是士族看不起的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以尺牍、小说、辞赋、字画为主要学习内容。
所谓尺牍是古时书信的名称，由于当时的书信都刻之简牍，规格为以尺一寸，所以称尺牍、尺翰、尺简、尺牒等，原来是一种实用文体，使用广泛，有一定书写格式，包括章、奏、表、驳、书等类。
过到了后汉，尺牍中已有不少精彩散文。
其他的小说、辞赋、字画等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以文学艺术课程为主导的学府。
这在当时是颇为受士族、世俗所轻视的。
赵普从后世的角度能够看到鸿都门学设置的益处，以及优于时代的进步性，毕竟它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院，开唐代专科学校之先声，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可授